西奧多·梅隆法官(Judge Theodor Meron),是國際人道主義法和國際刑法方面的資深專家。其畢業於耶路撒冷大學、美國哈佛大學和英國劍橋大學。2001年被選為前南國際刑事法庭法官;2003年、2011年、2013年被選為前南國際刑事法庭庭長;2012年被選為國際刑事法庭餘留機制庭庭長。
  漢斯-彼得·考爾法官(Judge Hans-Peter Kaul),2003年被選為國際刑事法院法官,並且在2006年再次當選。1996年至2003年代表德國參與羅馬規約的談判。
  □本報記者汪閩燕
  在3月5日復旦大學舉辦的“戰後亞洲戰爭罪犯審判與史料整理”國際研討會上,本報記者專訪了聯合國前南國際刑事法庭和國際刑事法庭餘留機制庭庭長西奧多·梅隆法官和國際刑事法院漢斯-彼得·考爾法官。
  梅隆法官1930年4月28日出生於波蘭,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少年時代曾經進過納粹勞動營。儘管已經過去近70年,但是一提起這段經歷,梅隆法官仍顯得悲傷和無奈,也不願意再次提起這段經歷。他說,這是一段痛苦的經歷,在那場戰爭中,他失去了80%的親人。
  考爾法官比梅隆法官年輕,但也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他是一名德國人,出生於1943年。他的孩提時代伴隨著希特勒及其追隨者在德國以及歐洲所犯下的罪行所帶來的苦難和毀滅。他仍然記得兒時他常常玩耍的一個地方就是鄰居那個被炸彈炸毀的房子的廢墟。
  共同的經歷使得這兩位老法官對“和平”有著更深刻的理解,也使得他們在日後從事國際刑法研究和在前南國際刑事法院及國際刑事法院擔任法官有更特別的意義。他們均認為,國際刑法特別是國際人道主義法的發展以及相關法院或法庭(如前南國際刑事法庭、盧旺達法庭、國際刑事法庭餘留機制庭及國際刑事法院)的設立、運作和完善有助於阻止戰爭犯罪以及反人類的犯罪,促進世界的和平。也許正因為如此,儘管兩位已經是七八十歲的高齡,仍然在國際刑法領域貢獻著自己的一份力量。
  梅隆法官說,雖然前南國際刑事法庭已經基本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不久即將正式關閉,但它20餘年的歷史留給了我們極其寶貴的財富和遺產。國際刑事法庭餘留機制庭將繼承前南國際刑事法庭的衣缽,完成它的後續工作,履行它的長期職責,繼續為人類和平事業作出貢獻。
  在梅隆法官眼裡,前南國際刑事法庭最大的貢獻在於向國際社會顯示,無論你是國家的元首還是軍隊的領袖,只要你犯下了嚴重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的行為,諸如種族滅絕、反人類罪、戰爭罪等,都將受到國際法庭的追訴。這也開創了由國際法庭審理國內戰爭罪犯的先例。同時,前南國際刑事法庭在過去20多年的審判實踐中創設和發展了一系列實體及程序法規則,包括認定某個罪行(如反人類罪)的原則以及證據規則和被告的權利等。這些都為在90年代設立的許多其他國際刑事法院和法庭以及不斷增加的致力於懲治國際犯罪的國內法庭提供了重要的先例。
  梅隆法官說,前南國際刑事法庭已完成對161名個人的審判,目前正在完成剩餘的庭審以及上訴,將會在預期關閉,但這不意味著此法庭職責就此結束。還存在其他餘留工作,這也就是安理會設立國際刑事法庭餘留機制庭的原因。儘管存在一些挑戰,如果此餘留機制可成功運行,它將為其他法庭提供一個新的更有效的模式。
  國際刑事法院是根據1998年通過的《羅馬規約》設立的,也是世界上第一個常設國際刑事法院。當前,國際刑事法院有122個成員國。考爾法官是2003年國際刑事法院的第一批法官之一,也是服務於法院的第一個全職法官。考爾法官介紹到,在過去的11年裡,國際刑事法院成為全面運行的世界刑事法院以及在國際司法正義領域的領導者。在2012年3月,特別突出的成績就是在托馬斯·盧班加案中作出了第一個終審判決。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在國際刑法中個人因為雇佣和使用兒童軍而被指控為戰爭犯。但是,在羅馬規約生效將近12年的時候,法院還是持續面臨很多困難和挑戰。不但法院自身工作面臨許多挑戰,國際刑法法院系統也存在內在問題。
  最後,考爾法官說,中國從二戰戰後崛起併發展至當前的地位,成為亞洲乃至世界的領先國家,同時作為聯合國安全機制的成員之一,他相信中國對國際刑事法院的支持,對於許多發展中國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對國際刑事法院的態度會產生積極的影響,同時也可以增進國際和平與正義。
  (原標題:國際刑法發展有助於促進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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